民国人物：杜月笙女儿谈前朝往事

发布时间：2025-04-04 19:20:04 来源：追踪报道网 作者：倾城

抗战胜利后杜美如（前右一）与父亲杜月笙（前左一）、母亲姚玉兰“从抗战时就这样，我逃难时只带照片，不带美金。”八十多岁的杜美如女士给我翻开厚厚的一摞相册，一一指点着：“这是我父亲杜月笙，这是我母亲姚玉兰，这是我年少时唱京戏的照片…”“人家都以为：杜月笙的女儿肯定会腰缠万贯，实际上我继承的也就只是个‘杜’字。”杜女士爽朗极了，用略带上海味的普通话向我回忆着家族往事。杜月笙与京剧“冬皇”孟小冬她的父亲杜月笙，中国家喻户晓：当年一代海上闻人、江湖教父，出入中国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连蒋介石也拜了他码头做了他的门生。“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杜月笙的一个儿子曾如是说。杜美如也说：“不管人们怎么看我父亲，但有一点，他始终是爱国的，没有背叛国家，没有像他的把兄弟张啸林那样和日本人搞到了一块。”确实，杜月笙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他出身贫苦，4岁丧母、6岁丧父，在多年的江湖闯荡中，既有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一面，又有行侠尚义的性格。尤其是：他鼎力支援、资助抗日，甚至亲自投身于抗日：抗战爆发后，他带领青洪帮的兄弟们，一路追随国民党政府到重庆，大力协助国民党情报战线的工作，指挥手下在日占区锄去汪伪政府的多名高官。而杜家老小几十口却一直生活在“沦陷孤岛”上海和香港，时刻面临着日本人的报复。杜月笙（中）与国民党情报机关负责人戴笠（右）在抗战中更让很多读者没想到的是：杜月笙还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1934年，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被补选接替他的岗位，成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在仅有的两名副会长中位列第一，相当于常务副会长了。当时的名誉会长是蒋介石。从1934年到1949年，这副会长杜月笙一当就是十五年。这个红十字会，与现在的红十字会，不可同日而语，它是民间机构，不从政府拿一分钱经费，所有的员工，包括杜月笙，不领取工资，也没有参照公务员管理。杜月笙自己更不享受“正部级待遇”，没有靠它获取一官半职，反而自己慷慨解囊、扶困救危、赈灾济贫。他在底层混过，知道下层人的艰难。上海滩三大亨，从左至右依次为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杜美如说，抗战胜利后，父亲曾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可见杜本人对这份工作、对这个没有一分钱收益的职务是多么看重。江湖教父当红十字会副会长并“主持工作”，放眼全球大概也算是绝无仅有了。但是，杜月笙不辱使命——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之后，红十字会总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也赶到汉口，亲自部署救护工作。主持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到抗战结束，红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统计达260万人。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人力，许多都出自杜月笙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呼百应。汉口又沦陷，中国红十字会又南迁到香港，杜月笙再次随红会到香港，并设立总办事处，接受和协调海外捐助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前方将士“粮草”。最后又率红会人员转移到重庆。当时，国民政府经过滇缅公路运送物资，经常被当地的袍哥组织、黑社会拦路抢劫，但是，只要杜月笙出面一声招呼，车队就一路畅通。他还以个人名义出资，向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上海沦陷后，他又安排帮会组织，帮助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线，采购运输药品枪弹等军需物资到根据地（电影《51号兵站》中有所描述）。近代史专家说：“抗战中的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里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热忱。”。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在上海宝山主持修建的红十字会烈士纪念碑生活中，杜月笙总是长衫在身，说话轻言细语，佣人做错了事也并不大声呵斥，没有传统意义上凶神恶煞的黑社会老大的形象。但儿女偷懒不读书，杜月笙是自己拿鞭子打！杜美如至今记得：有一次她逃课，佣人知道她这顿打躲不过，事先给她穿上好几条厚裤子。父亲知道了，打得更狠！杜月笙会做人、与人为善有很多传说。杜美如说了一件轶事：当年大学问家章太炎住在苏州，杜月笙仰其名声，登门造访。章太炎外号“章疯子”，是个连袁世凯、蒋介石都敢骂的“无法无天”之人，言谈举止间，明显流露出对这“上海滩大流氓”的蔑视。但杜月笙并不生气，见章太炎生活困窘，临走之际，将两千元大洋的钱票折成小方块，悄悄藏在喝过的茶碗底下。既接济了章大师，又保全了他作为文人的面子。自此，章太炎与杜月笙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手书李商隐的诗送给杜：平生风义兼师友。杜月笙，大义大节不亏。1949年的杜月笙跺跺脚地皮都要抖一抖的江湖教父，1949年仓惶辞庙，带着一家老小和手下坐轮船离开上海，逃到香港。做了两年贫病交困的寓公后，抑郁而终。而当时为父亲管家、为父亲养老的，就是这个大女儿杜美如。“为什么杜月笙最终没能回到大陆？”我问。“我父亲当时的情况是：不愿去台湾，不敢回大陆。”杜美如打开了话匣子——1927年，杜月笙的青洪帮帮助蒋介石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上海解放后，他很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因此逃到了香港。尽管杜月笙在上海是枭雄，但是在香港却没有资产，连所谓的“杜公馆”都是别人半借半送的。当时是杜美如管全家的账，杜家捉襟见肘的情景 ,她至今记忆犹新。何去何从？去台湾吗？杜月笙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失去信心。抗战时他曾倾囊资助蒋介石打日本，杜美如还记得：父亲有一次让她母亲姚玉兰拿出总共400多克拉的钻石变卖成现金，资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抗日人士。上海另一帮会大佬、杜月笙的结拜兄弟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准备出任伪浙江省省长，被暗杀，也是杜月笙默许甚至策划的。一头是民族大义，一头是义结金兰，杜月笙选择了前者。但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让杜月笙很失望，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曾愤愤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杜月笙的后代，中间黑衣者为杜美如母亲姚玉兰在香港，杜月笙想带全家移民去法国。他很讲江湖义气，不愿丢开忠心耿耿的手下，也不愿丢下在抗战中牺牲的兄弟们的遗属。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费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杜月笙当时所有积蓄只有10万美元，只好放弃移居法国的念头。从此，杜月笙更加心灰意冷，意气消沉，抗战时四处奔波患下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总要杜美如在床头举着氧气瓶让他吸氧。杜月笙病情渐重，蒋介石力邀杜家一家去台湾，周恩来总理也托人捎话，请他回大陆。杜美如记得：有一天，家中来了“共产党方面的两个人”。双方都在游说杜月笙，都在争夺杜月笙。世故圆滑的杜月笙也有着自己的算盘：两头都不得罪。于是托香港《新闻报》一位姓钱的总编代笔，给大陆和台湾那边各自回了信，信中都表达了归顺之意。杜美如清楚地记得：那天她正在客厅照料病重的父亲，父亲的好朋友杨管北慌慌张张跑到杜公馆说：“老杜老杜，出事了！出事了！”杜美如（左1）与母亲姚玉兰（前坐者）、孟小冬（后中）弟弟杜维善原来那位钱先生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待杜月笙把信件过目后，钱先生醉醺醺地套错了信封！蒋介石看信后很生气。大陆这边，也可想而知。“这下子完了！两头不是人了。”杜美如说。就这样，身处人生绝境的杜月笙很快撒手西归。去世之前，他让手下把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东西拿出来，那是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巨额欠条，他拖着病体，当着家人面，一张张地烧掉。杜美如非常不解，父亲告诉守在床边的后人：“我不想你们的余生在追债中度过，我不想让你们在我死后打官司。”这，就是杜月笙。杜美如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也是杜月笙。杜月笙去世后，孤儿寡母靠变卖财产在香港又度过了三年，后来应宋美龄之邀，全家去了台湾。在台湾，宋美龄对这一家关照有加。杜美如结婚时，宋美龄还送了一套床品作贺礼。在台湾的舞会上，杜美如认识了相伴至今的伴侣：蒯松茂，一名专飞歼击机的“国军”王牌飞行员。1955年蒯松茂在台湾飞歼击机（杜美如提供）蒯先生现在虽已八十好几，依然腰板挺直，思维敏捷，军人气质犹存。他的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店埠，抗战时与家人一起颠沛流离，逃难到大后方的四川，13岁进了国民政府在成都灌县开办的空军幼童学校。他对我介绍说：“我姓蒯，你们大陆文革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叫蒯大富，我就是这个姓。”我笑说：没想到您对“共军”的历史还挺熟啊！蒯先生说：“我跟共军打过交道啊。我当初从军，是为打日本的，没想到航校还没毕业，抗战就结束了，紧接着又爆发了内战。”蒯先生后来随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驻防在嘉义，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爆发，他就开着战斗机参加过著名的“金门炮战”。“我的前半生的记忆是悲惨的：国家动荡不定，我们也跟着吃苦，当时尽管我是空军飞行员，称得上是天之骄子了，但照样吃过盐水泡饭，那时几乎每天都有日本人的轰炸，后来又是内战。”想了想，他加上一句：“我们国民党，吃的苦头，不比共产党长征时吃的苦头少啊！”杜美如夫妇在上海浦东杜家祠堂离开大陆56年后，蒯先生才带着安徽媳妇杜美如于2005年回到故乡安徽扫墓。解放后他的老母亲随着另一个儿子流落到安徽枞阳生活，后半生饱受思念和惊吓。自从1949年骨肉分别，老人家至死就再也没有见过海峡那一头的儿子！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蒯先生离家时，还是英俊少年，回乡时，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黄土！他与母亲已天人永隔。在枞阳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亲草萋萋的坟头，烧纸，痛哭！年少时，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杜美如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太太，也在这从未谋面的婆婆的坟前下跪，磕头……在场的亲人们，无不相拥流泪，连我这个陪同他们前去扫墓的唯一的外人，也忍不住泪珠滚滚。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现在，一湾海峡已不再是乡愁的阻碍，可杜美如夫妇的心，依然不知分成多少头：一头在台湾，一头在美国，一头在约旦，一头在大陆——杜美如与上海老乡、新华社记者顾正龙在中国驻约旦使馆国庆招待会老大蒯文鹏在美国和约旦之间往返，继承和打理杜美如夫妇开在约旦的中国餐馆，两个孙子都在美国娶了白人姑娘。有时杜美如打电话过去，孙子接了电话后会马上交给父亲：“ Daddy（爹地），你母亲的电话！”老两口委婉地提醒过，可是，似乎没有多大用。杜美如夫妇唯一的女儿文琦嫁了阿拉伯裔工程师，移民美国，生了两个混血女儿，大外孙女去年也嫁了老外。小儿子文瑞，毕业于美国名校，曾被加拿大北电公司派驻至北京，现在台湾工作。他能说汉语，至于汉字，文瑞自己坦言：卫生间的“男”“女”两个字能认识，不会搞错，但“小区入口”读成“小区人口”这类搞笑事经常发生。我把这篇文章的草稿发给他看，他无奈地说：“文字太深，我不大看得懂。”杜美如全家福（摄于1992年）左4为杜美如，右1为蒯松茂杜美如自己的十个兄弟姐妹，也散居在全球各地，彼此之间来往不多。杜美如忧伤地向我叹息：“唉！我这些儿孙，跟蒋总统的后人一样，都是杂种了！”只是过年时，杜家的后人们还要执传统之礼向父母磕头。也许只有这时候，血浓于水的亲情才让后人们记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人。从上海滩一代枭雄，到儿孙散枝落叶全世界、后代如同小联合国，不过几十年时光。杜家后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祖辈的光环在慢慢褪去。身在台湾的杜美如老两口念念不忘还要再去浦东看杜家祠堂，再去北京逛琉璃厂，再到老舍茶馆听京戏……但八千里路云和月，越来越走不动了。大江大海，时光苍茫，一部家族史，也是大时代变迁的一部家国史。杜美如（左）与作者在一起（陶胜摄）(作者.操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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